惨剧就是这样发生了!

三石榴岗子村 中国---赵想睡了，但她的丈夫想看电视。就是这样简单的事情。

按照赵的说法，这对中国河北的贫穷农村夫妇过去没有吵过架。但在这个九月的温暖夜里，谁也不愿意妥协对方。于是34岁的赵，撇下同一床被子底下的丈夫与两个幼小的儿子，走出门外，抓起窗台上一瓶农药。

“ 我刚刚喝了一点点，但农药象是把嘴和喉咙烧着了，”赵说。这个普通农妇除了要耕种庄稼、照顾丈夫和两个男孩（一个5岁，另一个10岁）以外，还得维持一个 7口之家的日常生活。“我当时也没有往深里想。刚刚想到这样做不对，就随随便便地喝了农药。我没想到两个孩子，哪怕是一点点。当时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赵的这种绝望情绪看来在农村中国十分普遍，尤其是在女性当中。她们中的许多人独自肩挑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在她们眼里看来，逃离这种生活的办法通常唯有一死。

中国女性的自杀率高出男性25%，而农村的自杀率则是城市的3倍。研究表明，西方男性的自杀率通常至少是女性的2倍以上，有时甚至达4倍之多。但是在中国，尤其是农村年轻妇女，这一数字令人揪心。

这些自杀的女性多数为赤贫，她们不顾一切的自绝行为提醒人们社会不平等现象仍在困扰中国，提醒政府在提升农村生活标准的努力上还有诸多难题。尽管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很快，但农村妇女一直被人遗忘，她们得面对那些看来无法逾越的阻力。这些阻力多半来源于一种传统观念：妻子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低三下四的，是从属的。

“她们对生活的巨大冲击，比如家庭冲突和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还没有准备。”金晓（说）。金晓是湖南省某个社团的研究人员，他们的工作致力于预防年轻农村女性自杀行为。“大多数自杀的女性没有受到什么教育，挣得很少，受制于过去中国的传统思想非常明显。”总的来说，中国的自杀率相对较高。附属于回龙观医院的北京自杀行为研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表明，中国每年约有287,000人自杀，发生率约为十万分之23，这一数字是美国的两倍。多年来中国人的自杀率基本保持稳定，但研究人员称，现在有更多的类似前文提及的赵姓妇女的冲动型病例，此外，更多更为年轻的妇女在试图自杀。北京自杀行为预防中心于2002年的研究发现，尝试过自杀的年轻女性通常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时间只有5年，其家庭的人均月收入仅13美元，低于国家平均水平。多数受访者诉说有不幸福的婚姻，超过42%提及经济困难，超过38%的受访者说丈夫曾打过她们。该研究还表明，“最显著的特点是，家庭纠纷占到自杀起因的绝大多数。”“以前，多数年龄段处于30至50岁，现在则是15至34岁”，许荣（音）说。许是北京一家非赢利机构的项目经理，负责帮助农村女性。“无论在何时，一旦她们的梦想与现实不能达成一致，加上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她们就会想到去自杀。”在赵的这个事例当中，婆婆听到隔壁的吵闹声奔出门外，正好夺下儿媳嘴边的农药瓶子。但农药中毒反应已经发生；为此，家庭不得不借债以支付医院方面的费用，它占到了整个家庭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我很生气，一天到晚在田地里累死累活，（他要看电视，使我）我睡不着”，赵说。因为自杀是件不光彩的事情，赵请求不要提及她的全名。“农村妇女们愤怒时喝农药的情况很普遍，我从来没有想过丢下丈夫，可我又能往哪儿去？”喝农药自杀方式在中国农村很常见，这种化学品很容易得到。研究显示，58%的中国自杀案例是使用的农药。“尝试自杀与最终完成自杀者的比例约为10比1，如果所进行的方式是最为致命的那种，则该比例还会更高”。北京自杀预防组织的执行主任麦可.R.菲利普斯说。近年来，北京官方已将自杀行为确认为重要事务，并给予经费用于相关研究支持，但目前为止还未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计划或政策来对此进行干预。虽然政府的行为缺位，但已有数家农药厂商将其产品小包装化以及加上锁扣等装置，使得农民不象原先那样容易地使用农药进行自戗。与此同时，一些非赢利组织还在某些小山村如三石榴岗子村和东浩村（音）等开展项目教育，并取得进展。东浩村位于北京西北，仅3小时车程。许荣的机构“农村女性文化发展中心”，将山村里“有麻烦”的村民以及当地的一些干部带回北京，教导（他）她们如何变得更积极，比如教她们跳扇子舞来取代原先的麻将。他们希望此举可以给妇女们某种生活目的感，并由此遏制自杀潮。“几年前，我们这每年都有人自杀。现在少多了，我们有了更多的娱乐方式，比原来更快活一些。”孙江保（音）说，他生活在三石榴岗子村。孙的妻子赵海霞（音），在10年前的春节自杀。春节虽说是一年里最重要的节日，但也是家庭纠纷好发的时节。孙与妻子的争执十分典型。孙说，他患有肝炎，而妻子让他休息，不要再回北京火车站做搬运工。“她不让我出去工作得那样辛苦，让我呆在家里休息，”孙说，他在北京挣的钱要比在家里田地里的收入高将近70倍。“我对妻子说得去火车站签下年度的用工合同，签完之后就回家，但她不相信。”孙的妻子喝了盐卤，这是一种很多农家随手而放的苦味液体，用来将黄豆汁凝成豆腐。“当我发现她时，她就躺在这张床上，旁边有个碗，”孙回忆道，“碗底是黑色的，她望着我说'从今以后，你要照看好我们的孩子。'”在东浩村，一位不愿透露全名的王姓妇女说，她曾经3次自杀，她说丈夫一再虐待她。45岁的王说，“总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不记得他打过我多少次了。每天我都不高兴、烦燥，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你看看我手上的这些疤痕，这些都是他拿棍子打的。”在西方，医生可能对王的抑郁症进行治疗，并鼓励她脱离这种虐待的夫妻关系。但在中国，医生和自杀行为干预者们忽视了此种精神疾患，而将精力集中于改善家庭条件。49岁的李桂明（音），是当地的一名村干部，帮助王并后来将她和一些其它人送到北京接受指导。他认为传统的性别角色（歧视）在农村还广有市场。“女人自打她们生下来以后就低人一等，”李说，“要是你生了个女孩，别人会说你生了破丫头；如果生了男孩，他们会说你得了个大胖小子。”王说丈夫骂她时她已经无动于衷，于是俩人的争吵变少了。她帮丈夫每周四次在市场上卖皮带、袜子和帽子，可以（比干农活）挣更多的钱。王说丈夫年纪大了，脾气也温和了一些，现在不再打她了。时至今日，因为当初看电视而发生争吵进而试图自杀的事情已经过去了7个月。赵坚持说，她不知道农药是致命的。但另外，她又说曾准备好去死，不是吓吓丈夫闹着玩的。尽管自杀行为干预者们一直帮助村民们勇敢地谈出她们的问题。但赵说，这样的谈话不合常理。“我在村里有朋友，但不愿将我的不快活告诉她们。你也不会把你的糗事告诉邻居们，”她说，“人们看不起那些自杀的人，她们被认为是失败者。”至于将来，她说，不会再自杀了: “我不会再那样做了，我们浪费了好多钱，大儿子10岁了，我得攒钱为他将来盖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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