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凌晨到5日上午———持续两天多的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告一段落。重庆市政府通报称，11月5日上午，主城区出租车全面恢复正常营运（重庆商报11月6日报道）。

　　从3日开始的出租车司机罢工行动引得世人举目关注。就本次罢工事件来看，是早迟会有的。有消息报道说，早在今年的奥运会前，罢运情绪已经在的士司机之间酝酿，经过政府采取措施，解决了罢工危机。

　　司机有没有罢工的权利，在此不想讨论。联系到今年发生的很多群体性事件，笔者关注的是，为什么一些问题，还在萌芽状态的时候不能得到有效的处理，非要等到事情闹到世人皆知时才能得到关注呢？

　　这实在是一个法治社会不该出现的现象！

　　在笔者看来，在法治社会里，民众有了问题，产生的利益诉求，应该是通过正常程序找到政府部门寻求帮助，或通过司法程度解决，以法治的程序和方式解决纷争，这也是一个现代国家追求的目标，对民众来说，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并且，相比较采取暴力和罢工等非常规处置手段，这样的方式成本会低得多。

　　但在现实社会，这样的问题处理的方式往往会被很多人诉为幼稚、无知或脑残，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表现。其中道理，相信国人都知道。正如当今流行的一个词：“潜规则”。在我们这个国度，如果你犯了案，或和别人发生了纠纷，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找律师，而是找关系和熟人，期望他们能“摆平”，而事实却是这样，有了各种关系和熟人，事情处理起来却很轻松。这也是几千年中国人处理问题的方式，效果不错，累试不爽，吃亏的一方对此也自认倒倒霉。

　　这使我想起一件事情，由于兴修公路，一农户的土地被占，村里负责处理各种补偿，村长把其中一农户的钱占为已有，在给了部分钱之后，余下部分就想独吞。没办法，这家农户年老体弱，去找村长要钱还被打骂，最后，这家人干脆就堵公路，恰好堵到市长的车，问清缘由之后，很快，钱就一分不少的送到这户人家的手中。如果不采取堵路的方式，不遇到市长，这户人家的土地征用补偿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到手。对此，我们不能指责这户人家不采取司法手段去要回自己的钱，因为，在那样的地方，采取那样的方式毫无意义。

　　在基层有些问题长时间得不到处理，不是处理不了，而是政府有关部门不作为。所以，用非常规手段处理争议就大行其道，有时，这样的处理方式还成了一些人谋取非法利益的手段。所以百姓总结说，处理问题，“聚焦的人越多，造成的影响越大，惊动的领导级别越高，问题解决起来就越容易，”不是没有道理的。

　　试问，事情闹得越大越容易得到解决真的是中国式处理问题的方式吗？

　　在当前的情况下，司法腐败日益增多，老百姓对法律解决问题的公正产生了怀疑，也正在失去信心，自然也不会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对一些问题“聚焦的人越多，影响越大，惊动的领导级别越高”问题解决起来就越容易！”我们不能批评老百姓这样的处理问题的指导思想，但确实存在“有理无处说，有问题无处解决”的社会困境。没有话语权，没有讲理说法的地方，唯一的方式就是采取罢工或其他非常规手段，比如对政府施压、聚焦围攻政府部门，甚至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进行要挟等。到头来，长久以来未能解决的事情很快就有人过问了，领导发话了，基层也就重视了。

　　当然，这样处理问题的方式，造成的社会影响是严重，甚至需要流血流泪，成本实在是太大的，也是我们这个法治社会所不愿意发生的。

　　实现法治化，中国要走的路途依然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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