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实验室寒酸简陋，要靠汽车带动的小发电机供电。史料用“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形容这批大师的生活。王淦昌的小女儿生下来就断了奶水。王先生为家人孩子寻找营养，买来一只羊，每天牵着它到学校上课，放学后到山上放牧，人称“牧羊教授”。这一批名师栽培出来的高徒，其中就有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先生。

本书出自《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独具个性的创意——每一周同步阅读六十年前的旧报，并随时写下他的“非典型札记”。他在报章开辟的“旧闻记者”专栏，受到香港和内地读者的欢迎。本书是“旧闻记者”的第一个结集，对传媒人来说，它也是重要的“另类新闻史”。

史沫特莱舌战林语堂

辩题:中国如何才能统一？被称为“自由民主的舌战”的这场辩论会，曾轰动60年前的纽约。西四十三街的会场来了1500名听众，收听现场直播的电台听众估计有500万到1000万人之众。对垒的甲方是美国人熟悉的畅销书作家林语堂博士和众议员尤德神父，支持国民党；乙方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女士和福尔曼先生，支持中国共产党。

美国人应该支持谁？是支持名正言顺代表中国、但却因腐败专制遭人诟病的国民党，还是支持形象清廉、但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中共？主持人在辩论正式开始前就问现场听众“你们有多少人同情国民党政府？”听众即刻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有人鼓掌举手，有人站起来说:“希望中国政府以后不要说空话。”

四位辩者都熟悉中国。史沫特莱和福尔曼都曾深入“红区”采访；尤德在中国传教十年之久；林语堂1945年刚出版了介绍中国抗战的新书《枕戈待旦》。

这本书坦言支持国民党，所以成为辩论的焦点。“林博士，我真替你害羞！”福尔曼拿着书引述说，林先生要美国支持国民党三个坦克师去对付共产党。

林语堂以微笑应对福尔曼的愤怒，但上台发言时却变得面无表情。他说必须找出中国内部纷争的原因。他说不能把国家意识放在党的意识之上；不能只在党内选举；既要吃得饱也要言论自由……

许多听众鼓掌。但另一群人欢迎史沫特莱发言反驳。

“你们听过中国共产党跑到美国来享福吗？”史沫特莱尖锐发问，“你们见过有一个共产党在美国购置产业吗？”听众鼓掌。

尤德神父发言时语句急促，还有大幅度肢体语言。他说美国只有帮助中国政府，才能使中国统一。他以最近到中国的观察，表明不赞成中共。

他没有想到，史沫特莱带来了不知从哪里翻出的尤德1938年发自中国的一封信，信中对中国共产党多有褒扬。尤德承认，抗战初期他的确同情中国共产党，但越到后来越失望。他对史沫特莱带来此信表示谢意———“这证明我毫无偏见”。

我查到的报道，辩论各方观点的记录较简略，但会场情景的描摹却绘声绘色。辩论开始前，四个辩者都在修改讲稿，林语堂叼着烟斗，字斟句酌；史沫特莱念念有词；福尔曼走来走去，边背诵，边点头，还不时上厕所。辩论开始前的一刻，四人紧张得像比赛前的马。

熟悉文学史的人都知道林语堂和史沫特莱等左翼人士从亲近到疏远的往事，这两个“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人在纽约“对决”，是文坛要事，然而史书失载。倒是林语堂在自传中提及史沫特莱谣传他领了国民党2万美金写《枕戈待旦》，他在纽约的集会上质问过史，还批评福尔曼并不了解中国。

福尔曼在当时也是很有名的人物，他和美国记者白修德到河南调查揭丑，让蒋介石下不了台。不过《国民公报》画的插图，和林语堂针锋相对的清瘦外国男人不像福尔曼。福尔曼是个重100磅的壮汉，在“红区”采访，把提供给他的“座骑”驴子都压垮了。

抗战结束后美国大兵在上海干了些什么

中国的黄浦江边上，辗转于各大海洋上，艰苦战斗的美国兵舰，抛下了休息的铁锚，甲板上跳下了无数的白点，这无数的白点，又跳上了“吉普卡”，风驰电掣地窜进了上海的都市，燃亮了无数BAR门前与舞场门前的红绿霓虹灯，同时也惊动“吉普女郎”、“罗宋姑娘”、“咸水妹”……(《美国兵在上海》，1945年12月18日上海《时事新报》)

“美国兵”加“上海滩”，等于什么？你任意想象吧。美国大兵在上海干了太多的事:怪事、丑事、祸事、让人捧腹或遭人咒骂之事。不过也别忘记，那时的大上海并非今天的巴格达。

据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报告，当时在上海有美军1.2万人。出生入死的战士杀到，十里洋场的酒气和粉香激增。洋货店、时装店、理发店，一夜间改头换面，成为雨后春笋般的酒吧。徘徊在静安寺一带，“哈罗！哈罗！”揽客的，许多是刚换过行头，几个月前还以车夫小工为目标的底层妓女。

那一天，刚刚参加完记者会的《时事新报》记者走下大楼，迎面碰上两个美军，踩了他脚。他们似乎没有觉察，径自走去，走出不远，其中一个掏出一个“甩爆”(爆竹)来掷，把路人吓一大跳，然后“哈哈哈”幸灾乐祸地走了。

旧报记载，比较起阴鸷的“皇军”，上海人倒是宁愿接近这些盟军。《时事新报》称，“美兵有一种天性的活泼轻松之感觉”。来到上海，他们到处好奇地寻找女人的小脚和男人的长辫。他们常穿起京剧的旧龙袍，头戴西瓜帽，手持水烟袋，乘坐三轮车或黄包车招摇过市。有时，他们会令车夫坐在三轮车上，由他们来蹬车取乐。11月30日，驻沪美军隆重举行“人力车皇后”竞赛，让中国车夫拉盟军女兵，从外滩竞跑到亚尔培路。是日，中美国旗招展，路边观者如堵，在一片欢呼声中，车夫姜二毛拉着加拿大籍的珍妮兰小姐获得冠军，赢得魏德迈将军颁发的1万元奖金(当时一份日报的售价是30元)。

当时的报纸，在批评美军的同时，仍把他们称为“患难之交”。这样的描述，和内地教科书对“女生沈崇遭美军强暴”、“车夫臧大咬子被美军打死”等“美军暴行”的记述，色彩显有分别。在国共斗争的大背景下，美国大兵的种种顽劣表现迅速上升为敏感的政治，引发后来的反美风潮(直至如今，一到骂美国时，网上还会有人详列“美军侵华罪行”)。所以不奇怪，在我辈儿时的记忆中，抗战胜利后，美帝国主义是来侵略中国的。

中共大会上的传奇日本人

六十年前，除了香港、上海等日本占领地，中国报章因其制作困难，不能照相制版，于是素描画、木刻画常替代人物肖像图片。例如中共“七大”《解放日报》全文登载毛泽东、朱德讲话，就配有两位的木刻像。我还发现了第三位享此领袖待遇的人物。请朋友们猜，“刘少奇”，错；“周恩来”,错；他叫林哲。

这是位在延安化名“林哲”的日本人，他出现在报上的名字是“冈野进（野坂铁）”。二战后他恢复真名“野坂参三”——这可是我儿时耳熟能详的名字，日共主席啊。

什么叫“职业革命家”？不妨听听野坂参三的传奇。我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查到野坂参三自传《亡命拾六年》，在这很难一见的小册子里，野坂参三的生命轨迹让人惊叹。他是世界上两大共产党（英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神秘的身影曾出现在巴黎、马赛、莫斯科、纽约、洛杉矶……他是日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忽然一天，成了周恩来的“参谋官”，又从苏联潜入中国。

他放弃了阔绰的共产国际高层人员的生活，带着一套做工考究的苏联西装，住进延安窑洞。妻子远在莫斯科，他与“一位很有活力的中国女子一起生活”。他的使命是领导由日本战俘组成的“反战同盟”。有一次他冒险到游击区，险些被伪军缉拿，在地道里猫了一天一夜，脱险后还亲笔写反战信，让人送进日军炮楼。

做日本战俘的“洗脑”工作不容易，在他管理的学校，有六个日本战俘曾在天皇诞辰跑到宝塔山上向着东方高呼“天皇万岁”。野坂参三在“七大”演说中称“这是日本人民的不幸，然而这又是事实”。在战后一次日本的集会上，他指挥群众高唱在延安学会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将一句歌词改成了“向着天皇制度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东西死亡！”

如此坚定的革命者，却因赞成在日本搞“议会斗争”，受到苏联控制的共产党情报局和中共《人民日报》的批判。他转而支持武装斗争后，北京和他重归于好。我记得小时候常常在报上看到“毛主席接见野坂参三同志”的照片。可是文革来了，他又成了“修正主义分子”。

一九九二年，野坂参三整整一百岁。就在这时，命运再次陡变。解体后的苏联，披露出半个多世纪前他在莫斯科曾诬告一位同志，导致这位日共同志在肃反运动中蒙冤被杀。日共宣布将他开除出党！

据报道，听到这噩耗，野坂参三出奇地平静。

世事沧桑已然阅尽。次年，他撒手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