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陶杰的文章,引发菲佣示威,也算了“香港特色”

今个月中，香港著名“才子”陶杰在专栏中关于“仆人国家”言论，引发了大批菲佣上街示威集会，并游行至特区政府总部，表达对被歧视的关注。这也发映了香港另类独特文化——菲佣文化。据不完全统计，在香港有超过13万的菲佣，每到周末和节假日，遍布港九的菲佣便从四面八方涌到中环的皇后广场和金钟的太古广场聚集，三个一堆，五个一群, 或站或坐，互阅家书，同叙乡情，久而久之，遂成为香港的一大独特景观。香港人称之为“宾妹”，从这个称呼来说，亲切中也确带点另类眼光。

　　陶杰的文章我未看过，但此种言论我不敢苟同。因为在我的印象，我保留对菲佣美好的回忆：任劳任怨、节约持家、善解人意、有良心等，最重要的是不会随便要求加工资，有些服务真是让人喜出望外的。菲佣原来是成熟得令人羡慕的家庭服务行业的专业人员。

菲佣每天都是家里最早起床，最后一个休息的人。她们从早上一睁眼开始给主人们准备早餐，家有孩子的还送孩子上学，买菜做家务，为主人准备晚饭，直到全家人休息之后，她们把厨房卫生间擦洗干净才休息。她们每周休息一天，未婚的女孩子在做工作期间不可以交男朋友，除非主人坚持，她们不和主人在同一张餐桌用餐。她们礼貌而沉默，没有我们国内保姆脸上的那种“人人生而平等”的不服不忿，那种对工作角色的不肯认同。她们通常在主人家里一呆就是几年，若不是因为主人要出国或是她们自己要结婚，她们是不会为今天“家里要收麦子”、明天“亲戚生病要回去照顾”之类的借口离开的。

　　我认识的第一个菲佣是我大姑妈家中的那位，名字叫“珍妮花”（下文中称珍）。姑妈早期在香港黄大仙翠园住的，那时的家居条件是相当不错的。姑妈也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家中几个儿女（我的表哥表姐），就商量请个菲佣来陪服侍姑妈，姑妈身体一向不好，无大问题，但小问题不断。珍妮花到她家时只有二十岁，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一直陪伴着我姑妈，渐渐，她们的情谊就好象一对母女，表哥表姐回乡时，对我们提起珍，也是赞叹不已；我姑妈也曾经同我说，如果没有珍陪她，她可能不会这么长命，记得我听到这些话时，我是将信将疑，想起自己家中曾请过的那些保姆的嘴面，我不期然会把把菲佣想象成国内的那些保姆大姐大。

图：菲佣珍妮花

　　后来，在一次香港探亲中，我认识了珍妮花，那晚我由于有朋友的饭局，饭局散了已十一点多，我叫三表哥开车到尖沙咀接我回姑妈家，当时姑妈和菲佣都睡了。

　　第二天一早，我刚起床，就看见个子小小、眼睛大大、睫毛长长、皮肤黑黑的珍过来，用不那么灵光的英文问：“先生，您早餐想吃什么？”我惊讶得不知如何回答，活了三十多年，从来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原来在家吃早餐还可以点菜的！这只是当时在国内的星级饭店住宿才有的服务啊！

　　后来我住在姑妈家的几天，真的领略了珍的工作态度和待人接物方面的无可挑剔，每天除陪姑妈去老人中心玩一上午外，全部的家务一样也没有落下。最令我感动的是珍的细心：姑妈的牙齿不好，每当食有骨的肉食（如鸡、鱼等），珍都会耐心的为姑妈把骨挑出来才给姑妈吃。周未表姐们过来，经常和珍一起笑得前仰后合，虽然表姐们不懂英文，珍也不会中文。几天后，我回家时，珍妮花已经从我那里偷师学会了正宗的凤城名菜——蒸豆豉鲮鱼、凤城野鸡卷。而她也留给我一个美好的印象！

　　2005年，我的二表哥因投资金融失败，我姑妈和另二个未结婚的表哥不想看到他家庭破裂，忍痛把这所高档的住宅卖盘来帮我二表哥，姑妈和另二个表哥搬到葵涌的公屋住，条件就差得多了，只有二十几平米，而且香港的公屋是不允许在公屋里划出另外房间的，只能是一个大房间。只好安排姑妈和菲佣合住一架上下床（广州话叫“碌架床），二个表哥合住一架碌架床。只有在晚上睡觉时才在两架床中间拉上一幅布幔。如果在内地，这样的安排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姑妈都担心珍不会再做，想不到珍却反过来安慰姑妈，说人生本是有起起伏伏的，她在菲律宾的居住环境比起香港的公屋更差，并愉快地一个人过新屋忙了几天，把新居安排得井井有条，姑妈每说到此，眼里就有泪花。

　　今年年初，珍妮花终于要走了——回国结婚。珍整整在我姑妈家做了八年！姑妈一家都很舍不得这个“家人”，但又知道不可以挽留，误了她的终身大事。记得珍回国前，她去商店自己掏钱买了刷子和漆。她一个人把房子从顶到地，全部粉刷一遍，包括自己挪动大的家具以及复位。姑妈过意不去，给钱她，她死活不要，说是“最后为这个家扮靓一次”。回国后，她还定期（每一个月）打一次长途叮嘱姑妈要注意身体......

　　这么好的姑娘，这么能干的保姆，真的是令人感动。那么，她的工资每月有多少钱呢？姑妈每月付给中介3800元港币币，珍拿到手的也就两千多块钱。而且她从来不会因为做了所谓额外的工作，和主人讨价还价——只要是家里的事，就都是分内的事。

　　在香港，好象珍妮花一样的菲佣，还有很多。6000多万人口的菲律宾有四五百万的海外劳工，她们创造的外汇是菲律宾出口贸易额的一半。在这些外劳中，妇女几乎占大半数。在香港, 菲佣已经成为人数最多的外来族群，仅次于美国人和英国人。港人有请家庭佣人的习惯，他们在外面为公家或老板做工挣钱，在家里用挣的钱请人给自己打工。所以，无论是普通公司职员和寻常百姓家，还是那些高官富豪和明星周围，都能看见外籍佣人们忙碌的身影。经常可以看到她们或接送孩子上学，或推着轮椅照看老人，或随雇主出游。她们一般不会把当佣人看成是下贱和落魄的事情，相反，许多菲律宾的女性认为到海外务工是很光彩的，甚至很多女子把出国做保姆当成自己的梦想，很珍惜做保姆的机会。她们明白自己的社会地位，办事谨慎，言听计从，不因为生活上的差异引发心理不平衡。港人一般都可以和菲佣和睦共处的，当然也有些例外，比如天王张学友就投诉家里菲佣多次，最后他的家也被菲佣中介公司列入“黑名单”中；李克勤也有过此类告案。谁是谁非，不想多评。

图：香港一景“周未在汇丰银行外的空地菲佣聚会”

　　这样物美价廉的服务，国内能不能引进？事实上很多大城市都存在大量的保姆空缺，一方面却是劳务过剩。这种不合理，主要原因是中国保姆行业的素质造成的。这不禁让我想起家父在世时，我家请保姆的那段“辛酸史”：

　　找到保姆公司，交了中介费200元后。公司有位自称是负责人的靓女领着我到中介所的里间找人，是一个长着南瓜脸的壮婶，“啪”的一声吓我一跳，保姆一个脆亮的立正：“老板，我叫春春，你请我吧，我会努力干好的”，但当我说出来是照顾老人时，壮婶态度马上晴转多云，连说“要考虑下”。已经顾不得不好意思，我直接怒视保姆公司的负责人“你到底听明白我的要求了吗？”靓女连忙解释说：“找保姆的人特多，今天只剩壮婶了，如果不要，就要等多几天了。”我也只好等了。

　　过了二天，手机响，原来中介的靓女打来的，说已经叫了一个合适的保姆过来，等一会她会找我的。果不其然，不久，我的手机又响，一个外地口音的女人急切的腔调“我到XX了，迷路了，你来接我吧”，我开车过去，一个外貌还算利索却两手空空的城镇女人上了我的车“你出来打工怎么什么都不带？”我感觉疑惑，到家首先没收了她的身份证，女人并不多说话，基本不吃饭，不停的做家务，凭我对人性的了解，特别是这样30多岁容易心猿意马的女人，别说城市女人就是农村人，到了这个年纪也是蠢蠢欲动。“你家里没什么事情吧？”“没事的。”平静两天，第三天，我的手机不停的叫，那头有个土老大也说不成个什么话只重复着“我找老婆”，原来女人是偷偷跑出来，厌倦了家里的生活，非要自己出来混日子。迅速把她打发走，这女人也算有个性，给钱死活不要，“我家里并不缺钱，就是不想和他过了，算我对不住你们。”

　　后来，陆续地物色了几个，不是在煲粥时把冰箱里的罗汉果（罗汉果是煲汤用的）放几个进去，就是光顾着看电视里的《还珠格格》而忘记收慢火，把粥锅也烧得像包公的脸！更有甚者眼光流离，一看就象有精神分裂趋向。

　　几天之后，找到一个比较能干的，但生活习惯却不敢恭维。但她也有优点，如何训斥只是点头迎合，听没听见不知道，实行左耳进右耳出政策。我父亲虽然没洁癖，但追求条理，因为刷碗刷不干净（一次放半支洗洁精进去）让我父亲骂几次（我父亲是文人，很随和），最可恶的是她拉了大便忘记冲，把这里当成了她家地里的旱厕，正赶上吃饭，见她准备过来，我一口汤洒下去“你快去先把你弄出来的便便吃了”，日她得儿，她竟然乐呵呵的回答“好好，我马上去吃。”我嘟囔着，你TM的去吃地雷吧，忍无可忍第二于一早撵蹿。

　　朋友的朋友介绍了一个过来，近五十，很世故的样子，自说已经当过保姆，并自吹说之前的老板好如何如何对她好，工资又高。我说给她一千二包食住，她都好象不满意，最后才说“试试吧”，这个果然很会做饭，但只是有点儿挑肥拣瘦，难做一点就推，还要我拿二百块给她买什么口罩、消毒水等，我当时就说“我爸爸并没有传染病，你买这些东西干啥？”，但最后还是给了，但并不见她买了什么！明知是诈钱，我也只好算了。不过几天下来，情况就出来了，由于是来路不明的人，一般家庭都要保姆去验血，查下肝功能。当我一提出，她却死活不肯，更气人的是她说“我身上都抽不出一（针）筒血，要抽你自己去抽”，哎！忍无可忍之下，真想“抽”她，最后还是把她逮介出境算了。

　　经过多次的请保姆风波，我的信心彻底崩溃了。最后出狠招，命令厂里的员工，帮我找，找不到全部扣工资（气话，大家不要以为我真是这样无良），终于，一个桂林的员工，叫了他的本家婶婶过来，谢天谢地，这个叫开源的女人，在我家里一做就做了多年，陪伴了我父亲走完他的人生最后的路程，也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漫漫的找保姆之路上，我比起其他人，已经算是幸运！

　　国内的保姆比起香港的菲佣，为什么国内的保姆行业混乱不堪呢？最主要的是因为香港的中介公司对菲佣的管理非常严格全面，标准统一，菲佣一旦违反就很难再在香港工作。两千多元的收入对菲佣来说很有吸引力（当然这工资与香港的工资水平比，是低得不能再低），她们都非常珍惜这样的工作机会。对中介而言，中介费固然高，他们对雇主的责任也大，菲佣有任何的过失，中介都要承担。这样的体制下，雇主的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而在我们国内，找保姆完全是撞运气。政府不介入这样低端服务业的管理，中介除了坐等收钱，什么责任义务都不承担。保姆们从来没有把工作当成所谓职业，“我这半年一年没事，出来看看，不顺心就回家”的大有人在，即便已经在城市打工两三年的，也谈不到对职业的认可和忠诚。在这样的环境下，谁家要是请保姆，那可的确是“后果自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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