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到故乡，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母亲上坟。2008年那次回村，全家20多口人，一起到母亲的坟地烧纸。鞭炮声中，梁鸿和家人都跪下磕头。她3岁的儿子也“很乖巧”地跟着。烧完纸后，全家人就坐在坟地边上，唠着家常话，吃着随身带的食品，直到太阳西下才离开。这是他们家的习惯。

磕完头后，儿子问梁鸿，坟里躺的是谁。

“外婆。她是妈妈的妈妈，是妈妈最亲的人。”梁鸿说。

“妈妈没有妈妈了，妈妈好可怜。”儿子说。

接着他又问妈妈为什么要给外婆磕头。梁鸿告诉他，这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就像妈妈抱你一样”。

梁庄与中国

两次调查后，梁鸿深感疑惑。直到这本书完成，她也无法评判这个村庄发生的一切，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

“从一个农民家庭的总收入来看，乡村经济的确是在发展。但是，无论是从传承意义上的道德和习俗，还是求知方面的文化，却处在一种断裂与衰退之中。”她在书中写道。

她曾把了解到的各种现象与邓州市一名官员交流过，这名官员“深有同感”。但他随即向梁鸿宣传道，政府一直在加大对农村的经济支持，农村的面貌将会焕然一新。一些村庄已经进行了整治，一些村民甚至住上了别墅。更进一步，这名官员还专门强调了基层民主。

不过，农民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他们甚至不关注自己手中的选票。在上一届的村民委员会主任选举中，参与投票的村民只有100多个，不到应到选民的十分之一。

“大家都不关心到底谁当村主任。谁当都一个样。农村现在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名村干部告诉她。

有不少村民跟梁鸿说，不要说什么选票，村里人想见到村主任一面都很难。梁鸿也是在回去一个月后，才通过镇长帮着邀请，见到了村主任。见到他时，主任显然刚喝过酒。村主任还兼任村支书，这在当地是一个普遍现象。

梁鸿甚至有点怀念梁庄的老支书。她在少年时代，经常能碰见总穿中山装和黄胶鞋的老支书，拿着一根旱烟杆在村里转悠。

在梁庄调查时，她总能听到乡亲们说诸如“那有什办法呢”之类的话。最近这次回去，又有几个老人向她抱怨，没资格吃低保的人吃上了低保，该吃的反而吃不上。“那有什办法?老百姓管不了当官的。”一个老人说。

当然，这些老人也会对政府给的好处念念不忘。有一次，梁鸿和几个老人聊天，说起农村的医疗合作、免税、补贴等。老人们都很兴奋，连说这是几朝几代都没有过的事。

梁鸿在书里评价道：“当代的农村政策不停地改变，身在其中的农民不知道哪一种东西还真正属于自己，包括土地。因为没有拥有过权利，农民也不认为那些都是自己应该关心的事情，国家给一点，当然好，不给也是自然。”

一个搞文艺批评的朋友看完书稿后，对梁鸿说：“我真想象不到，农村现在会变成这样。”第二天，他就背上行李，回到自己的故乡住了半个月。回来后，他告诉梁鸿：“农村真就像你写的一样，很凋敝。”

一个读者给她发短信说：“原来村庄如此相似，从情感到生活，从苦难到境遇……今年我一定要回去过年!”

这就是梁庄的故事，数亿农民中极少一部分人的故事。在书的封面上，印着这样一段话：“有些中国在北京，有些中国在重庆，有些中国在西北，有些中国在沿海，但，更多的中国在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