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这个老人就从儿子的家中搬出来，住到河边一个茅草屋中，一住就是5年。

还有一个老人照看4个孙子，一年夏天他们全部在河里淹死了，最后老人服毒自杀。

“这就是村子的现状。壮劳力出门打工，剩下老人孩子和新房子。村子里遍地垃圾，一片萧条。”梁鸿总结道。

种地与打工

梁鸿曾问过很多人，为什么出去打工?答案几乎一致：挣钱。

“小孩上学要钱，孩子长大娶媳妇要钱，娶媳妇就要修房子，修房子又要钱，看病要钱，养老人要钱。活人要钱，死人还要钱。不挣钱咋整?”一个村民曾对梁鸿说。

有村干部算过一笔账，梁庄的庄稼一年两季，轮种小麦和玉米。现在一年下来，一亩地也就收入七八百元钱，这还得赶上风调雨顺。另外，每亩地一年还有80多元补贴。而梁庄人均耕地不足8分。

“种地就这点收入，不出去打工咋活?连孩子的费用都挣不来。”这名村干部说，“国家虽然取消了农业税，可化肥种子等全部涨价，有的都翻了一番，就粮食价格没见涨过。”

和别的村庄一样，梁庄也经历过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从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1953年开始，粮食实行国家统购统销，大部分卖给国家，农民忙活一年，肚子还未必能填饱。1960年，梁姓家族中“饿死六七十人”。

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到户，农民的日子好过一点，但是“税负很重”。

老支书梁兴隆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税负数字。上世纪80年代，梁庄的税负平均为一亩地一年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强。到了90年代，农民除交农业税外，还要上交“三提五统”，税负达到亩产值的“一半左右”。

梁庄的耕地曾在1995年前后进行过大调整，因为“税负太重”，很多人不要耕地，不少地撂荒。镇政府逼着要钱，村里只好将应缴纳的税负平摊到每一个人头上，“一亩地折合200块钱”。

“收税的时候，村子里人心惶惶。谁家交不了钱，乡干部就和村干部一起去要，有时还带上警察。有的人家全家跑了，有的人家只好东凑西凑交钱。听说有的地方逼死过人命。”梁兴隆说。

90年代初期，村子里的人纷纷开始外出打工。早先，他们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大多在工厂做工人、保安，或者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后来，他们又分散到广州、深圳一带，干的仍是又脏又累的“低等活”。

梁鸿知道，梁庄出去的这些乡亲，只是中国两亿多农民工中的沧海一粟。

她的哥哥梁毅志早在1991年就到北京打工，在火车站倒过票，在苗圃干过活。忙活了几年，也没挣下钱。后来他回到当地学医，学成后在镇子里开了一间诊所。近来，他在镇上买了一栋大房子，正张罗着开旅馆。

“在外面打工，吃不好睡不好，还得处处提防被遣送回去。”梁毅志说。

打工期间，他“受尽歧视”。有一次，他想寄信，就问一个老人邮局怎么走。那个人告诉他：“把信放地下，风一吹就到了。还找什么邮局?”

“我当时气得真想揍他一顿。”回想起这一段故事，梁毅志仍然忿忿不平。

还有一次，他被关到一个黑砖窑，凭着自己的“机灵劲儿”才偷跑出来。

“城市不接受我们，大部分人要回老家。我们的根在农村。农村人没有理想，能填饱肚子就行。农村人也不敢生大病，一有大病，这辈子全完了。”这个曾经的文艺青年说。

在镇上买房子后，他还为自己专门设了一个书房，不过现在很少进去。

柱子的故事，是梁鸿听到的打工者故事中最为悲伤的一个。柱子个子很高，长得很洋气，16岁就出去打工，后来到青岛一家首饰厂干活。 10多年后他生病回到老家。他的病很奇怪，经常会吐血，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血一直没止住。最后几个月，很多器官功能衰竭，轻轻一咳，血就喷出来。刚开始，家里的兄弟姐妹还积极凑钱给他治疗，积蓄花得差不多了，他们又为钱生出不少矛盾。没挨到柱子死，大家就各自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