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优的“黄金时代”

　　《桃花运》里被葛优抛弃的某女说得好：“他从不发脾气，总是鱼不惊水不跳，就把大事给办了。”虽然讲的人狠得牙痒痒，但这句话恰在戏里戏外都点到了葛优的“命门”—不咸不淡中却尽藏智慧。

　　这个50多岁的大老爷门，顶

　　着戛纳影帝的光环，他仿佛就是你身边的一个普通街坊，一个可以随意聊天的朋友，一个在他身上能找到你自己的人。

　　在拍过米家山的《顽主》、张艺谋的《活着》后，葛优和冯小刚的结合又让他的小人物戏路产生了另一番景象，葛优终于不用为他的光头苦恼了，这样贼光瓦亮的头顶无疑增添了更多的喜剧感。

　　经过几年冯氏幽默的历练，葛优那张“不太上镜”的脸在哪里一摆都是笑料，这种印象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当他有一天意外地演了一回暴君后，观众不但没有感觉到丝丝寒意，反而毫无预兆地开乐了，生生搅了好端端王子复仇记版《夜宴》的局。工作者是美丽的，也是辛苦的，已经忙忙碌碌了一年的老百姓们已经习惯了在年末想起葛优，在电影院相约贺岁片，然后在笑声中度过新年。

　　所以，不管是冯氏独家出品的《非诚勿扰》，还是仅占五分之一戏份的《桃花运》，抑或是已经巡演了一圈的话剧《西望长安》，全都高举着“葛优牌”，生怕别人看不见，因为有了葛优，就有了票房的保证。

　   靠“养猪”出道

　　别看如今葛优在“一男拖几女”的戏里演得游刃有余，刚开始涉足表演的时候，谁都没看出他在这方面有什么天赋。父亲葛存壮所谓“我最得意的作品就是葛优”，大概也是葛优成名后说的。因为从1957年出生之后的30多年里，这件作品确实不怎么样，一言以蔽之就是“蔫”。这个蔫似乎成了“葛优精神”，里面蕴涵着胆小、卑微、诚实、安分、认真等等被社会公认为安全的品质。

　　幼时的葛优身体瘦小，非常腼腆，虽然从小就生活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周围人都是演员，但他一点模仿表演的欲望也没有。在幼儿园，即使老师“下令”，葛优也表演不出节目来。

　　有一次葛存壮在北影厂拍《南征北战》，10多岁的葛优去看，当时剧团发面包，葛存壮说：“葛优，去帮忙拿一下面包。”可葛优就是不敢过去拿。葛优的胆小不是一般的胆小,而是胆小得厉害，就像葛优所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围城》中所说的“胆子比芥子还小”。

　　1976年，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葛优别无选择地来到北京昌平县兴寿公社插队。在当时，要进全民单位，就必须先插队。

　　葛优自小喜爱小动物，来到农村，那些摇头晃脑的小猪更逗得他心里发痒。葛优有幸得到了一个比下地劳动相对省力的活—养猪。他一干就是两年零九个月，做猪食、起猪圈、给猪接生、为猪治病……他成了地道的小猪倌。他和师傅两人，共同养着五六十头猪。

　　在葛优眼里，养猪在当时属于“好活”，是“专业”的活。葛优说：“我的肩膀就是当时练出来的。当时挑猪食，打井水，农忙的时候负责送水，两桶开水能够挑很远的路，不用放下肩膀来。”

　　1979年，演艺人才青黄不接的全国艺术院校纷纷开始招生。葛优不知怎地预感到，他应该去当一名演员。于是他请假回到城里专门参加考试，首先报考的是北京电影学院，接着是中央戏剧学院、中央实验话剧院，然而葛优却屡败屡战，最终一个都没有考上。

　　这时哭笑不得的却是农场的人来信要葛优回去继续养猪，理由是在他请假期间，养猪的活是找别人临时代替的，但那个替的人很不用心，大猪小猪们都怀念着葛优。

　　此时的葛优已经心灰意懒，准备收拾行装打道回府。这时葛存壮的一个朋友来串门，对葛优说，全总文工团正在招生，可以去试试。他想想决定改变行程，第二天去报考。

　　考试的内容分三项。第一项是朗诵，第二个内容是唱歌，这两项葛优自我感觉平平。第三个内容是小品，这时，葛优突然灵光乍现，想起农场对他这个猪倌的重视，他决定演一个《喂猪》的小品。

　　这时，葛优才发现自己两年多的喂猪生涯，仿佛就是为这次报考准备的。原先紧张的葛优，马上变得胸有成竹，他和猪共同生活了将近三年。在表演中，葛优自如得无与伦比，葛优说：“当我在表演的时候，舞台上没有猪，但我的眼睛里全是猪。”

      不像大腕的大腕

　　葛优演出比较成功的都是小人物,如福贵、李冬宝、杨重、顾言、刁世贵等，让他演为民请命的寇老西（寇准），他就找不到感觉了。

　　1988年，著名导演米加山准备拍摄王朔的《顽主》，米加山起初安排葛优担任其中的小配角。但在试镜的过程中米加山发现了葛优独特的幽默个性，于是请葛优担任了剧中的主角杨重。葛优的外型与表演都特符合王朔笔下那种“冷面热心”幽默成性的小人物，他的银幕形象轻松、到位，葛优还因此获得了当年金鸡奖最佳男演员奖提名。

　　小有成绩的葛优开始偷着乐起来，一次，葛优骑着自行车，有人喊“杨重”，葛优马上答应了，连忙回过头去看，却看不到叫他的人。还有一次，在餐厅吃饭，葛优就坐在那里，另外一桌的几个人老是朝他那边看，葛优特意多坐一会儿，让人多看几眼。这两次，葛优感到特别满足，觉得有人认可了。而到1992年主演《编辑部的故事》后，葛优的光头便开始在大江南北家喻户晓了。

　　眼看葛优渐渐成了大名，他的脑袋上开始出现许多顶发光的帽子：影帝、大腕、表演艺术家、巨星等等，但葛优给自己的定位却低的很，只有两个字—戏子。葛优说：“我的工作就是等老百姓一天干完活了，吃完喝完了，人家在那里看你，怎么逗他玩，说得高尚点，就是为人民服务。”

　　每到一处，找葛优签名的影迷特别多。一次葛优和冯小刚一起吃饭，碰到一个影迷想要签名，葛优一点架子没有，人家说让签哪就签哪。冯小刚在一旁惊讶，葛优说：“我都签了一万次了，当然有点厌烦。但人家是鼓足勇气来找你签字，对他可是第一次，所以应该珍惜。演员也有最后慢慢说不行的一天，但那时会怀念现在。所以更要努力满足人家了，因为签一张少一张了。”

　　葛优的顾虑完全没有必要，年纪越大身价却眼瞅着节节上窜，与冯小刚合作了几把，又沉甸甸地成了贺岁片的秤砣，这身价就更不一般，可葛优却现身说法了一通：“我琢磨着吧，有钱也不是什么好事。钱一多欲望就高，买房子、装修、买车。装修吧，操心、生气，本来我想装成这个样式，愣给你装成那个样式，生气！开车吧，让人蹭了、刮了、撞了，心疼、生气、打架，还得索赔、修车，找保险公司，烦！有车了，到处去应酬要喝酒，酒后开车碰见警察了，罚款，开快了，车祸！所以我觉得，钱这东西差不多就行了，够花就行了，不能太贪，而且据说这人啊，一辈子挣的钱是有定数的，早挣够了早死，晚挣够了晚死。那就慢慢挣，最好挣到90岁，你钱正好挣够了，也正好到时候了……”

　　葛优在生活中有时有点严肃，属于一个放不开的一个人。北京电影学院多次请葛优给学生上课，葛优总是说：“我上不了。”可是。不甘心的北京电影学院又邀请葛优跟学生聊天，葛优来句大实话：“下面坐1000人，那能叫聊天吗？”

        家里家外两码事

　　《非诚勿扰》灵感创意来自监制陈国富的影片《征婚启事》，导演冯小刚亲自操刀写剧本。圈内人在争论，这究竟是冯氏电影喜剧的回归，还是转型？但电影院里，观众肯定不乏笑声，片中融会贯通了《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甚至《一声叹息》等多部旧作的笑点。

　　片中葛优叫秦奋。40多岁从美国回来，卖了一个不靠谱的发明，赚了笔钱，开始严肃考虑终身大事，和各种女性约会征婚。葛优显得成熟，收敛了些痞气，还有点小个性。但他照样幽默，经常把怀有二心的舒淇逼到情感的死墙角。

　　而在《桃花运》里葛优的形象更升了一级，成了情感骗子，留着颇具艺术气息的长发，穿着笔挺西装，脸不红心不跳地用种种“真诚”的手段把女性撂倒在身边。

　　可葛优现实生活中对婚姻爱情却仍单纯如初，他提到自己的婚姻时说：“我们是在没名的时候就同甘共苦的，干不出再婚换人的那种事”。特别朴实的一句话，却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娱乐圈的浮华，圈中人的善变，让人们习以为常，而葛优对待婚姻的这种态度，令人耳目一新。

　　葛优说：“我和妻子是别人介绍认识的，因为我的性格不会去找女孩子玩，不会来事。我当时在文工团演话剧，一点没有名气，她是美术教师，她周围许多同事、朋友，当时都劝她别找文艺界的，文艺界的比较乱，不可靠。”

　　可是葛优就是个例外，在生活中靠谱得可以。出去演戏每到一地，他就先往家报信，没结婚之前，出去最先通知父母。刚结婚的头几年，先通知媳妇，后来几年看着父母岁数大了，老惦记着不放心，所以葛优又把父母放前边了，但也经常是紧挨着两电话都一块打了。

　　葛优对家庭的看法十分传统，他说：“我认为，绝对还是有家好。因为一个人都已经自己过了二三十年了，再叫上传统观念和社会舆论，不结婚根本受不了。就是能受得了人，他心里其实还是希望能有一个家。我还是喜欢有家这种日子，另外，为了家我还能牺牲自己，比如说有时候想自个儿出去玩儿去，太太不想去，那我可能也就不去了。责任这两个字年轻人现在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可我还有。另外那种，我也受不了，说俩人一直就那么过着，都七八年了不结婚，到最后散了，我不能理解。”

　　葛优的种种不理解最终就造就了他的戏品和人品，观众买的也是这个账，大多数老百姓没啥本事只能实诚地活着，葛优的幽默不刺眼，很平民，大家不费脑子都能听得懂、乐开花，在老百姓眼里，他就是一个“省优部优葛优”的优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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