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政治领域，四十岁怎么都应该算是中年了。我过四十岁生日那天，一帮爱起哄的家伙送了一句话：男人四十一朵花。这句以前都用来说别人的话，终于落在自己头上，顿时感觉很奇怪。甚至还有人强调说，刚到四十，还只是花骨朵。换一种方式好像还可以说成是花样中年，或者花季老青年。

四十岁确实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门槛，各种关于男人四十岁的说法，有时候令人无所适从。差不多一个世纪前，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之一，钱玄同先生（钱三强的父亲）还是毛头青年的时候，曾经发表了一个骇世惊俗的论断：男人到四十岁都该枪毙！他的理由来自进化论，他认为，不管年轻的时候多么激进，男人到了四十岁都会变得保守，为了符合吐故纳新的进化规律，所以统统杀掉算了。

钱玄同的这番话也许有点过头，但确实是反映他当时一贯激进的观念。比方说，钱玄同就提出应该取消汉字。鲁迅与钱玄同关系曾经很密切，他们曾经都在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下，算是师兄弟。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等小说，还是钱玄同三番五次登门约稿的结果。那时候鲁迅也主张要取消汉字。但是后来鲁迅与钱玄同闹翻了。

钱玄同在当时的北平师范大学担任国文系主任时，学生想邀请鲁迅来演讲，因为不知道鲁迅的联系方式，便去问鲁迅的老朋友钱玄同，结果钱玄同暴跳地说：我不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甚至说，如果鲁迅来演讲，他就辞职。最后，鲁迅还是来了，钱玄同也没有辞职。鲁迅听说之后，说钱玄同太嚣张了。过了1个多月，鲁迅写了一首诗讽刺钱玄同，其中两句是：“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言下之意就是翻出钱玄同多年前的旧话，问钱玄同为何过了四十岁还不自杀。而且钱玄同自己也确实应验了年轻时候的论断：男人过了四十就变得保守。

与钱玄同截然相反的是“北大怪人”辜鸿铭。关于男人四十岁的问题，辜鸿铭说，男人四十岁以前不该写书，写出来的也都是废话。辜鸿铭自己的主要著作，《春秋大义》，《中国人的精神》等，都是四十岁以后写的。辜鸿铭的意思很简单，男人四十岁以前，思想还没有成熟，即使写了，也会被四十岁以后的自己推翻。辜鸿铭的观点也确实能够得到不少印证，例如林语堂的主要作品都是四十岁以后写的。其他很多作家都存在这个现象，其中大致还可以包括鲁迅。鲁迅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狂人日记》的时候是39虚岁。

前面这几个关于男人四十的说法都与思想观念、人生历练有关。但是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对于男人四十则有另外一套说法。在《中年》一文中，周作人说：“世间称四十左右曰危险时期，对于名利，特别是色，时常露出好些丑态，这是人类的弱点，原也有可以容忍的地方。但是可容忍与可佩服是绝不相同的事情，尤其是无惭愧地，得意似地那样做，还仿佛是我们的模范似地那样做……我们少年时浪漫地崇拜过许多英雄，到了中年再一回顾，那些旧日的英雄，无论是道学家或超人志士，此时也都是老年中年了，差不多尽数地不是显出泥脸便即露出羊脚，给我们一个不客气的幻灭。”评论家认为，周作人的这番话既是对鲁迅与许广平同居的感慨，也是对兄弟反目那一难言之隐的发泄。

当然，关于四十岁最著名的说法还是来自孔子，孔子说自己“四十不惑”，意思是说，到了四十岁就不再受其他事物或表面现象的迷惑。引申一下也许可以解释为，有了自己“一以贯之”的判断，不会自相矛盾。但是，真正要做到“四十不惑”并不容易，尤其当社会把某些四十岁的男人吹捧成“一朵花”的时候，被外界或被自己迷惑的现象经常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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