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看到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华裔美国科学家钱永健说“我不是中国科学家。我在美国长大，并一直在这里生活……但我希望奖项能鼓舞中国的学生和科学家。”于是有人评论到：这句话“对爱国贼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过去只听说过有“卖国贼”和“爱国人士”一说。“卖国贼”那一定是千夫所指、遗臭万年，而“爱国人士”则是万人敬仰、光宗耀祖。于是，没有人想当“卖国贼”，都想以各种方式以“爱国人士”自居。我很奇怪，曾几何时，在中国的词汇中又出现了“爱国贼”一词？但我静心细想，这个词还是较有创意的。

西儒约翰逊说“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这句话的道理很浅显，就是流氓都知道“爱国主义”是一张虎皮可以唬人、吓人，是遮挡一切利剑进攻的盾牌，也是打击他人所向披靡的利剑。因为不论时空如何转换，爱国永远的是没有错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当“妓女不接日本客”也成为一种爱国行为的时候，爱国一词就有些走味，这个爱国行为就显得廉价了。

爱国有时不仅廉价，还很盲目。钱永健的血液和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特别是又有钱学森为后盾的时候，钱永健的获奖，就成为一些人寻求中华民族自豪感的“卖点”，而这个“不知趣”钱永健却恰恰说出了“我不是中国科学家”，这句在错误时间和错误的地点说出了一句错误的话。他伤了很多“爱国人士”的心。

生活中，我们常常需要别人的肯定和赞扬，特别是在不自信的时候，这样的肯定和赞扬凸显得极为必要，而对一些爱国人士来讲，也急于在不同的时空找到他那颗爱国心的支撑点，钱永健说“我不是中国科学家”恰恰使这些人闪了老腰。当不自信加上闪腰之后，必然是气急败坏，用伤心都难以形容这样失落和愤怒，于是向钱永健开火就成为必然，同时也曝露出自己的“爱国贼”嘴脸。

我为何要在此时此刻也使用“爱国贼”一词?因为有些人的爱国情绪和方式错了，这样爱国的结果是使他人更为瞧不起我们。请看钱永健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我不是中国科学家”这句话的。某记者在采访钱永健时问：“您是中国人吗？您会说中文吗？”钱教授用英语答说“不太会说”。再进一步被问到“先生的成就对于一个中国科学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时，钱教授说“因为我是美国生美国长，我不是中国科学家……但是，如果中国人能为我的获奖感到高兴与自豪，并且能使更多的年轻人加深对科学的兴趣的话，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以为，问一位美国公民是不是中国人就很无知，也很没礼貌。然后记者又武断地说“先生的成就对于一个中国科学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时，钱永健才不得不说“我不是中国科学家”。人家说得有错吗？他在中国没有户籍、也没有工作单位，更没有在中国出生和生活，没有在中国从事科研，何时成为中国人和中国的科学家了？是我们自己的一些人，非要强拉硬扯的将钱永健获奖与“中国人”和“爱国”相联系，结果逼得人家说一句“我不是中国科学家”。这不是自找没趣吗？这样的诱导“爱国”的记者不是“爱国贼”又是什么？否则能招来这句让我们都感到灰头土脸的话吗？

像这样在国外打着“爱国”的旗号，给我们中国人丢人现眼的人，不是“爱国贼”又是什么？

另类评论：

钱永键为什么得了诺奖就自认不是中国人？

司马平邦

在一位叫雪非雪（http://blog.ifeng.com/1402894.html）的博主文章中知道，本届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键说“我不是中国科学家”，钱永键论辈份是钱学森的堂侄，钱学森是中国国宝级的科学家，钱永键这样说，似乎不太给咱们“面子”了，甚至让咱们的“里子”都有点儿难受。

这个报道原发在一家日本网站上。

几天前，钱永键（Roger Yonchien Tsien）先生是因发现并发展了绿色荧光蛋白（GFP）而得奖的，与他一起得奖的是美国Woods Hole海洋生物学实验室的Osamu Shimomura（下村修）和哥伦比亚大学的Martin Chalfie。

这篇关于钱永键先生自认“不是中国科学家”的文章发表在日本网站上，有意思的是文章没有写日本记者是不是也向以“美国科学家”身份与钱永键先生一同获此奖的还有日本血统科学家下村修，现年80岁的下村修出生于日本京都府，1960年获得名古屋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后赴美，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波士顿大学和伍兹霍尔海洋生物实验所工作。他1962年从一种水母中发现了荧光蛋白，被誉为生物发光研究第一人。

我估计，如果是系列的诺贝尔奖采访，日本记者也可向下村修提问的“你作为一个日本科学家……”，但对方可能跟钱永键的回答一样，“我不是日本科学家”，日本记者是当然不会写出来的。

因为，他们确实已经是“美国科学家”，也确实是因为在“美国”工作而得奖的，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钱永键先生的回答至少再次证实了他是位思维慎密的科学工作者。

以下是雪非雪（http://blog.ifeng.com/1402894.html）对这篇日文原文的翻译：

8日，与下村修先生一同荣获诺贝尔化学奖的华裔美国人、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校的钱永健教授，在回答中国媒体采访时说“我不是中国科学家”。该场面对于欲将其作为中国的伟大成就加以赞颂的中方媒体来说，使得此次获奖略添遗憾。

钱教授出生在纽约，在英国剑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89年始任职至今。在瑞典皇家科学院举行的电话记者招待会上，来自新华社等中国媒体的采访接连不断。

“您是中国人吗？您会说中文吗？”钱教授用英语答说“不太会说”。再进一步被问到“先生的成就对于一个中国科学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时，钱教授说“因为我是美国生美国长，我不是中国科学家……但是，如果中国人能为我的获奖感到高兴与自豪，并且能使更多的年轻人加深对科学的兴趣的话，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说到与主导中国宇宙开发著名学者钱学森先生的亲属关系，他说“其实连面也不曾见过，当然，我知道他是一名著名科学家。”

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家得到诺贝尔奖？

是――

中国科学还在落后。

或者，诺贝尔奖本身也会有国籍歧视。

还有，别的某些原因。

当然，日本媒体这时候抓到钱永键的这句话大做文章，是为了讥笑中国的媒体更早前拿一个“美国籍的中国血统科学家的获奖”而曲证中国的伟大，当然也有酸酸的味道在的，但当我看到那么多中国媒体拿钱永键的事大肆炒作时，早就被他们酸得倒牙了，所以，看了这篇日本的文章，现在，心里反倒好受许多。

相比钱永键先生的“精密态度”，显然中国某媒体和某些大众的反应确实太“粗糙”了，东方人是偏感性的，西方人是偏理性的，钱永键说自己不是“中国科学家”这句话，你最好按毫无情感色彩的理性陈述来理解好了，至于他倒底是不是中国人，是不是华人，是不是一个炎黄子孙，有他那一张长得像鸿海精密集团老板郭台铭的脸孔和他这个颇有文化气质的名字在那儿呢，不是他自己说得算的。

当然他也有一个认真的英文名字Roger Yonchien Tsien。

对于钱永键先生，在中国的媒体的传播里还有一个身份，是“钱学森的堂侄”，堂亲――堂兄弟是指自己叔伯的儿子，堂侄也就是指自己叔伯一系的子侄吧――其实且不说堂亲在美国的亲属关系中有多么亲密，就是在现在的中国，堂亲也基本淡化为只是一种血缘联系，陈水扁的弊案里没有出现什么堂亲的身影，倒是闺密、发小之类的都坐在一条船上被拖下水，可见在现代社会，什么堂亲表亲，都不如钱亲。

钱永键得奖，没见钱学森老先生或者家里人出来对这个“家族荣誉”表态，或见所谓的“堂亲关系”表面上为老钱家拉亲带故，其实是为自己的媒体做妙作噱头，情感指代可以忽略。

其实，除了日本记者的“酸溜溜”，和中国媒体更之前的“酸倒牙”之外，我觉得这件事倒还可以让我们思考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异同：

比如，前段时间，我们的媒体里关于美国金融危机的评论总出现一句话：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已经是密切相关的整体（也有说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源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如果中国不站出来支持美国政府救市，早晚会殃及中国市场，造成中国经济的房倒屋塌，所以，全球都应团结起来，一起救市，创造人类更美好的未来，云云――我想若按钱永键与钱学森关系的身份（中国式表述）表述，以上的话应改为：

中国的金融市场目前是美国金融市场的“堂亲”，如果中国对堂亲的的金融危机坐视不管，那最后我们的大家庭全部都得完蛋，所以，我们要为家族生存团结在以“某某”为核心的“某某”周围……

但没想到是，这个钱永键居然“六亲不认”、“给脸不要脸”，他一说“我不是中国科学家”，二说“和钱学森连面也不曾见过，知道他是位著名科学家”。

这只能说，我们的表述方式和思维方式，太中式了，一厢情愿自做多情，还有点儿孤枕意淫。

China(中国)和Chinese(中国人、华人)，在英语里有明确的语义区别，前者不但是种族也是国家，后者只代表一种种族血缘；但在汉语里，“中国”和“中国人”正在被中国化地模糊使用着，钱永键先生说他不是“中国科学家”里的“中国”是庄严的国家观念，但显然这样的观念我们的语境里没有，我觉得这倒是应向钱永键先生的精密态度学习的地方，并不是全世界有中国血统的人都有资格加入“中国”这个行列的，它代表的语义应更庄重正式，而不是被一个小小的日本记者通过偷换概念的文字游戏就能亵渎了。

请，把钱永键当成一个美国人吧，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美国人。

但我相信中国早晚会有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就像我相信钱永键的堂亲长辈钱学森先生对人类科学和文明的贡献、对中国的贡献、以及他在祖国最困难时代爆发的爱国热情，比任何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科学家都有伟大。

不管是他的堂侄还是他的表甥都无法跟他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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