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你别不相信!苏轼竟做太监的“私生子”了!
大文豪苏轼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词章豪放粗犷、阔达、意境雄浑、苍远,对在中国文化史上独领风骚的宋词风格的拓展和发展,乃至对中国文化的推进都有着卓绝的贡献。而“三苏”再加上苏小妹及其夫君秦观等,更是形成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显赫家族。
一般来讲,“太监”一般都是出身贫寒,为生计所迫,不得已才去做为人不齿的“奴才”。按说,“文豪”和“太监”之间不回发生多大联系,更不会“沾亲带故”。然而,多数情况下,历史的演进往往并不总是那么合乎“逻辑”......
梁师成是宋徽宗身边的一名太监,不但深谙“奴才之道”而且“慧黠习文法,稍知书”,因而深得极具“书生骨相”的宋徽宗宠幸。因其卖售官职、贪污受贿、假传圣旨等等恶性而被列为“六贼”之一。关于他的身世,他本人一直“自言苏轼出子”,即坚称为苏轼“私生子”。对此,有据可考的史书上除了一些与“苏学士”相联系起来记载外,也无其它相关记述。
不论是《东都事略》,还是《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宋史》,所触及的笔墨在表述上都是吱吱唔唔,似要言明却又含混,大多以“自称苏轼出子”等敷衍。笔者看来,史作者们这样处理着实有情可原,因为这毕竟不是光彩事,况且同是文人,给作为泰山北斗的苏轼抹黑的事情,谁都不敢轻举妄动,何况苏轼不但名望甚高、一直享有清誉而且桃李满天下。
史料上虽没有关于梁师成详细出生时间的记载,但是年龄上讲,苏轼比他要长20岁以上,因此年龄上存在可能。而且就梁师成对苏家的行为推断,如果真是“平白无故”他没有理由给苏家那么大恩惠,更没必要冒着杀头危险竭力保护苏轼的作品。还有一点,就是在宋朝文人的地位是十分尊贵的,尊崇文人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如果梁师成无缘无故宣称自己是苏轼的“私生子”,那么这种“拨污”的言行势必遭到世人,尤其是士子们的声讨,皇帝也不可能坐视不管,苏家更不可能视若无睹,然而,史书上却无类似反对的声音出现,而且据朱熹《朱子语类》记载“苏东坡子过,范淳夫子(范)温,皆出入梁师成之门,以父事之”。由此看来苏家和梁师成不但没有“红脸”相反还来往甚笃。
综合已知的史料推测,“私生子”一说应该属实。
虽说梁师成是“稍知书”,其实却是“师成实不能文,而高自标榜”,充其量也不过是能识文断字,略通诗句,但是他却喜欢附庸风雅,更以翰墨为己任,常常对当时名士诗文指点批评。他还在府宅的外舍放置各种字画、卷轴,邀请宾客观赏、评论,题识,因得宋徽宗信任,当遇到满意的文章时他往往会向徽宗引荐,后来更是得了一个为皇帝写诏,并传旨的“肥差”,“师成善於逢迎,凡御笔、号令,皆师成主之”,一时间权势甚盛,成为诸多大臣逢迎恭维的炙手可热人物,私下里人称“隐相”。
梁师成表面忠厚实则颇有心计,他收罗了一批能模仿徽宗笔迹的士人,往往伪造并假传圣旨,借机谋得私利。他本是一太监,却借宋徽宗之力而得以列名进士籍,升为晋州观察使、兴德军留后。并提拔至太尉、开府仪同三司、少保,官至检校太殿。不仅如此,他甚至还给自己一名叫储宏的仆人弄到一个进士头衔,不过这位储宏带上“高帽”之后仍“而执厮养之如初”,即仍旧在梁府恭恭敬敬地做着太监的仆人。梁师成爱财如命,侍权弄柄,通纳贿赂,但是依仗宠幸,却气焰熏天,曾经有人贿赂他百万钱,他便以此人献颂扬皇上之书有功为名,为其谋得参加廷试机会。
梁师成虽是劣迹斑斑,但是他却为中国文化做出过巨大贡献,那就是他竭力保存了苏轼的文稿而使之免于“灭顶之灾”。
“乌台诗案”发生以后,苏轼的命运悬于一线,且“天下禁诵轼文章,其尺牍在人间者皆毁去”,其诗文面临尽数焚毁的厄运,而梁师成拼死涕谏“至诉於徽宗曰:‘先臣何罪?’”结果“因诉於上,轼之文乃稍出”。因此,一定意义上讲,我们今天能看到苏轼洋洋洒洒的美文,与这位梁公公有着很大关系。
按说苏轼的儿子苏过与梁师成同属一个辈分,理当兄弟称呼,然而“苏东坡子(苏)过,...,皆出入梁师成之门,以父事之”,是为何故不得而知,不过梁师成对苏家实在是尽了一个儿子所能尽的义务,不但挽救了苏轼诗文,而且“待叔党如亲兄弟,谕宅库云:‘苏学士(指苏过)使一万贯以下,不须覆’。”即苏过在府库中取钱时。一万贯以下的不必上报。真可谓“情至义尽”。
梁师成与当时同为“六贼”之一的王黼来往甚密,两人府第仅一墙之隔,又在墙上设一小门。日夜往来交通。后来徽宗串门时发现了这道门,并引起警觉,自此逐渐疏远了梁师成。
靖康之乱以后,民怨四起,朝臣对“六贼”痛加斥责,梁师成更被斥为“李辅国”,不久,金兵兵临城下,向宋廷索要财物,随后徽宗便派梁师成前去献宝,行至半路,徽宗派人将之逮捕,然后将之赐死。
较之历史上其它作恶多端的太监来说,梁师成算不得“恶贯满盈”,基本上是为一己之私做出一些危害国家勾当的角色,但是他对保存苏轼诗文所做出的努力,以及这一努力的意义,却是后人所不可无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