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没有经济和军事基础的革命党人陷入严重困境，于是，孙中山等人便通过各种方式筹款，给日本出租东北，就是其中的办法之一。

1912年1月上旬，黄兴致电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要求日方提供援助，日本另一政界元老山县有朋得知此信，立即指示日本商人益田孝与革命党人谈判，“使东三省为日本所有”。2月，受到日本有关方面委托的三井财阀中国事务专家森恪与孙中山在南京谈判，以为革命党人提供1000万元为饵，诱使孙中山同意租借东北。

谈判结果，森恪在给益田孝的信里如此写道：“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此时南北和谈已在酝酿，显然，如果革命党人把政权让给袁世凯，或者革命党人因为经济、军事力量薄弱自行瓦解，孙中山、黄兴就不可能有权力和机会与日本签订租借东北的条约，因此，森恪的信里明确谈到：“日本为防止革命军瓦解，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日本已经与革命党人达成的借款合同）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洲之密约。如借款不能到手，则军队大有解散之虞。南京动摇，孙文必遭变故。故我国如有决心断然实行满洲之事，即请在四日之内以电报示之，续借一千万元。如是，即可使其中止与袁世凯之和议。”

此后，孙中山还向森恪表示：“为东洋和平计，满洲无论如何亦须保留于东洋人手中。因此，当此次举事（指武昌起义—引者）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并明确表示：“政权一旦转入袁氏手中，其后事态如何演变，实难遽料，而与日本签订密约之类，恐将无望。”

但是，由于日本军方强硬派认为，中国东北是日本军方通过血战在日俄战争中夺过来的，理所当然由日本占有，用不着花钱。结果，这一租借事务搁浅。没有力量与袁世凯对抗的革命党不得不与袁世凯和解，南北和谈告成，日本通过借款取得东北之事无果。

孙中山等欲租借东北向日本借款之事，纠正了我们以往对这段历史的几个错误认识：

其一，南北和谈的达成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积极的，而非平常所说的辛亥革命失败这样消极的结论。如果南北没有和解，孙中山将东北出租给日本，则东三省的失去，会早于九一八事变近20年，当然，东北人民沦陷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时间，也相应提高如此长的时间。

其二，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和统一中国，是中国历史上进步的事件。它比较有效地控制了清末明初中国的混乱局势，防止了分崩离析状态下沙俄和日本联合瓜分中国北方的局面，特别是实现了跟革命党的和解，使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计划没能实现。从此时日本采取各种方式扰乱南北和谈，以及和谈实现后日本的恼羞成怒，就可以看出这种结果。

这一问题，也是我们客观评价孙中山和袁世凯的另一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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