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除此之外，还有更惊人的内幕。今天，老红军王泉云（当年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警卫员）道出了历史上未曾揭开的绑架张国焘未遂之谜。

　　提起绑架张国焘之事，话还得从一四方面军会师说起。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省西北部雪山深处的懋功地区会师，然后准备过草地北上，8月，两个方面军的红军又混编组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分路准备粮草北进。
　　我是红四方面军总部的警卫战士，两个方面军混编后，我仍在张国焘所在的左路军总部。当时，原红一方面军的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等领导也随红军总司令部编入左路军，与张国焘等人一同指挥左路军行动，因此我就有机会接触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刘伯承当时没有结婚，朱德身边有康克清照顾。我被安排为刘伯承的特别警卫人员，照顾其衣食起居安全等。

　　1935年10月初的一天，总部通知刘伯承去开会，我送刘伯承来到一个大寺庙去开这个会，这是阿坝一个叫卓木碉的寺庙。还未来到会场，就见寺庙四周全副武装的岗哨神情严肃地站了好几层，各条道路口都站了不少岗哨。我预感到可能有啥子重要事情发生，于是我问：“总参谋长，今天这样子，有啥重要事情哟？”刘伯承只顾骑马前行，没有立即回答，走了几分钟后，他才说：“或许是吧！”我预感情况有些不妙。
　　来到寺庙前，刘伯承下马后径直朝寺庙大步地走了进去，两旁的岗哨相继向总参谋长敬礼。在会场外的我牵住了总参谋长的马走到旁边的大树下，同我骑的马拴好。根据规定，首长开重要会议，警卫人员都不能进入会场内，我只好在外面拴马处等着。寺庙周围有好些马和陪送的警卫战士。在外等候的时候，又见有不少首长来了，如朱德总司令，董振堂军长，徐向前总指挥等等。总之，个个都神情严肃，匆匆忙忙。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就听得会场内闹喳喳的，有争吵的，有起哄的，有笑的声音，总之乱哄哄的。我在外面是听不清楚的，外面的岗哨听得里面的吵闹，也都把钢枪握得紧紧的，神情更加严肃。又过了一会儿，好像听到里面有喊口号的声音，仿佛是：反对啥子北上逃跑……打倒×××××，拥护啥子主席，打倒××吃大米……

　　果然不出所料，会场内一片“打倒×××，声讨×××”的声音此起彼伏。在此之前，我是知道一方面军队伍中有个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张闻天是党中央总负责人。那天，我好像听到会场内在高呼打倒这些人呢，过去曾听说这些人物如何如何好，今天怎么突然变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总参谋长找我谈过话，他说：“小王，目前有些事情难以琢磨，现在上面意见发生了分歧，你若听到什么请及时向我报告，我这里的情况千万别向人透露。”

　　“总参谋长，我担心别人向我问到你的情况时，不晓得该咋个说呢？”我问。

　　刘伯承说：“首先不用紧张，天塌不下来的。”然后又说：“平时咋个工作就咋个说。如果五军团、九军团、总司令部的人来，或者我去他们那里，你就更不能说了。”

　　我听到总参谋长这么一说，知道他可能处境有些不妙，当即向他保证，绝不乱说一个字。　　第二天，朱总司令果然来了。我端上奶茶，让他与总参谋长摆谈，自己就在门外站岗警戒。我先在屋前屋后查了查，别的警卫员都站得远远的在藏房前后警戒，两位首长在屋里的声音，外面根本听不见。我在最里面的一道门上站岗警戒，还负责端茶递水。

　　当时，朱总司令对我不太放心，示意我离远点。刘总参谋长做了一个手势，仿佛是告诉总司令，这个警卫绝对可靠，但说无妨。总司令才放了心。但我也知趣，做一些服务工作后，退到了门外。

　　在门外，我却能听得首长的摆谈，虽然两人谈话的声音较小，但我还是听得见。两人寒暄几句话后，刘总参谋长首先开口了，他说：“这个张总政委太不像话，昨天开会反对毛周张博北上，又排挤一方面军的同志。总司令，你得想个办法呀。”

　　“对呀，正是为这件事，我今天来找你交换一下意见。我有一个前提，北上方针不能反对，中央曾经开会，我是举手赞成的，他张国焘也是举手表态赞成的。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总司令也有些疑惑不解，“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悄悄地北上，也不给我朱德讲一声，他们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叫人家抓住了把柄，说是右倾逃跑，分裂红军。”

　　“总司令你说得对。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同样想找你谈谈想法。”

　　两位首长就在屋内谈了很久，他们一直反对张国焘强加在毛泽东等人头上的罪名，他们相信红军只有在毛泽东领导下才有大发展。但目前这种局面，首长研究决定以不变应万变，先不随便说哪方对与不对。

　　我清楚地记得总司令说：“要想法获得张国焘的秘密文件，弄清毛周张博单独率军北上的真正原因才行。”但刘伯承总参谋长说：“这确实是一件难事，张国焘对我们原一方面军的人防了又防，绝密文件是看不到的。”显然他们两位首长都痛恨张国焘。我知道在两军混编后，张国焘收了红军总司令部的电台，使得两位首长目前无法与毛泽东他们取得联系。

　　谈话中，我仿佛感觉到两个方面军的矛盾已很深了，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得知毛泽东他们9月9日晚上单独率领右路军中的原红一方面军中的一三军团北上了，并且这个消息是两位首长在开会时听张国焘的秘书黄超说的。好像张国焘对这件事非常生气，他动不动就发脾气，专找红一方面军的人出气。



　　朱德走后，刘伯承问我他们两人的谈话听见没有，我说听见了。他再三向我说，军机大事，走漏不得半点风声，今晚谈话，就当没听见一样，否则有生命危险。我牢牢记住总参谋长的话，不吐半个字实情。　　过了几天，有人问我总司令到总参谋长那里来做什么。我说不太清楚，好像是谈执行张主席的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的事。那些人没再问什么就走了。事后，我向刘总参谋长汇报此事，他夸赞我机灵，答得好。我听得夸赞，心里当然很高兴。

　　想起这件事情和今天发生的事情，我更加感到事态的严重性。这些天，已有部分原一方面军的同志被抓了起来，说是不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路线“的人。想到这些，我真为刘总参谋长和朱总司令的安全担心呀，于是对刘总参谋长说：“首长，你要小心哟，部队里发生了那么多抓人杀人的事件。”

　　我对首长安全的担心完全是对首长的尊敬和红军前途的担忧。刘总参谋长对我是放心的，他连抽了几支烟后说：“张国焘虽然过去是你们的老领导，他对建立川陕苏区立了功，壮大了队伍，但不能看不起中央，看不起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能打到今天这个局面，中途遇到的艰难是难以尽说的，但在遵义会议后中央恢复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革命才转危为安，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接着刘总参谋长说，“一四方面军的矛盾，完全可以坐下来协调解决嘛，何必搞个啥子第二中央。那天，我在张国焘召开的川康省委会议上顶了张国焘等人批判毛周张博北上‘逃跑’，今天，他宣布成立第二中央开除毛周张博党籍时，要我表态，我和朱总司令等几个人又反对他的这个自封的伪中央。“刘伯承越说越生气：“毛周张博北上是中央会议决定的，应该说是对的。张国焘说他们右倾逃跑，还要通缉叶剑英、杨尚昆。但是我想毛周张博他们单独北上肯定是有原因的，否则，他们不可能不通知我们。”我想总参谋长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这段时间，刘总参谋长的牢骚也特别多，动不动就会生气地骂张国焘一通，我也越来越感觉到了刘总参谋长处境的艰难。总部对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警卫加强了，说是保卫首长的安全，同时不断有人向我打听刘伯承的情况。除新增的警卫向我打听外，张国焘的秘书黄超，还有李特等人也来打听情况。

这些人打听刘伯承总参谋长的情况前，还得先向我讲一番张主席如何如何对待四方面军的同志的，要忠于张主席，红军革命要真革命，不能假革命。很明显，他们是想让我监视刘伯承的行动。我知道刘总参谋长是好人，那些人的话，我听着，表面上装着愿意接受，实际上却在悄悄地想法保护刘总参谋长。他们问我总参谋长的情况，我说一切都好好的，跟过去没什么两样，有时还夸赞几句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作战勇敢，是常胜将士，他夸赞张主席陈昌浩政委领导有方，能将一万余人的队伍壮大到十几万人，特别敬佩四方面军了不起的是发展了一支妇女武装——红军妇女独立师。那些人听后，还很满意，找不到刘总参谋长的漏子，也就只好走了。事后我把这些情况一一向刘总参谋长作了汇报，他点头表示满意。　　但是无论怎么说，刘总参谋长几次在高级干部会上，顶撞了张国焘等人。张国焘是个心眼非常小的人，川陕苏区就有曾中生、许继慎、旷继勋等人顶撞了他而惨遭杀害的事发生。尽管我尽力为刘总参谋长打掩护，并且过了关，但我还是担心刘总参谋长受到迫害。
　　果然不出我所料，没过几天，刘总参谋长被张国焘撤去了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入红军大学任校长。刘总参谋长此时失去了军权，他虽是校长，但实际上只是一位普通的教员。张国焘调刘伯承到红军大学的理由是急需培养大批军事人才，刘伯承在苏联读过高级军事学院，又在中央苏区创办过红军学校，是培养人才的人才。
　　刘伯承失去军权后，心里真是憋了一肚子气，他常自言自语地说：不就是不赞成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反对他成立第二中央，反对他批判毛周张博北上路线嘛。每当在这个时候，我总是劝刘伯承首长少生气，别伤了身体。后来，听说为此事朱总司令还据理力争过呢，张国焘就让总司令也靠边站，让他当个空头司令，不让看文件，不让参与重大事情的决策，不让做事情。张国焘还派人去下面制造事端然后让总司令来解决，给总司令以难堪。从内心来说，朱总司令心里也应该是很生气的。
　　我对张国焘同样生气，不仅是因为他迫害刘伯承朱总司令等人，早在川陕苏区时就对张国焘不满了。那时，谁要是说“到中午了，咋还没开饭呢？“要不了两天，就会被张国焘控制下的保卫局抓去秘密杀害。我的几个好战友在行军途中，因为饿了在路边买几个饽吃，就被说成是“吃喝委员会“惨遭杀害。那次幸好我没去，否则我早就没命了。
　　这些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从内心产生了对张国焘的反感情绪。但这种反感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在言行上表现出来的。
朱德制止绑架事件　　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后，原红一方面军的同志受到的打击就更大了。红四方面军中经常将红一方面军的将领抓去开批判会，进行所谓的洗脑壳，让其交代揭发“北上逃跑路线”的错误。还派人在红一方面军中大力宣传张国焘南下的好处，批判北上的错误，揭发红一方面军干部的“罪行”。弄得人心惶惶，红一方面军中的将士大有受到俘虏般对待的感觉。
　　特别是1935年冬天，红四方面军在天全宝兴百丈关地区同十倍之强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当时张国焘提出：攻下百丈关，消灭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川军，打到成都过大年。当时，刘伯承就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和百丈关地形特点，认为红军不宜在平原地带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展开决战。他向张国焘提出过反对意见，张国焘很生气，大骂刘伯承：“动摇军心者斩！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否则我毙了你！”刘伯承只好保留意见，保持沉默。　　事实正如刘伯承所预料，百丈关之战必定失败。结果不但未实现在成都过大年的计划，反而损失了大约一半的红军将士。张国焘见百丈关一战，损兵折将这么多人，不得不改变计划向西撤退，部队不得不进入道孚、炉霍、甘孜等深山密林和草地之中。

　　百丈关失利后，张国焘再没有开战前那么神气了，整天闷在屋里抽烟，他的脾气更为暴躁，骂人时的口气更恶劣。好像这失败是五、九军团造成的，是朱德、刘伯承造成的，总是对红一方面军中的将士看不顺眼，大开杀戒之意有之。

　　俗话说，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将领经常或亲自或派人来找朱总司令、刘伯承校长述说苦衷，交换意见。我记得李伯钊、董振堂、陈伯均等人都来找过刘伯承述说心中的不满与怨愤，纷纷要求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拿主意，脱离左路军，北上寻找党中央毛主席。

　　刘伯承受了打击，心中委屈是不用说的，他得知这么多人愿意北上找毛主席，自然十分赞同。

　　日子一长，一些事情就不捅自破了。尽管张国焘严密封锁曾下令解决毛周张博之事的消息，事情还是被杨尚昆派来通知李伯钊的警卫员给秘密捅了出去。朱德、刘伯承、董振堂等将领非常吃惊，同时明白了毛主席为什么单独率领一、三军团北上的真正原因是张国焘要谋害党中央毛主席。张国焘真是可恶，他们都同情毛周张博单独北上。这件事使张国焘批判毛周张博的错误行为不攻自破，更激起了原一方面军中将士的反张国焘的情绪。五、九军团将士说，他张国焘敢下令武力解决中央，抓毛主席周副主席，我们何不以牙还牙，武力解决张国焘，捉拿起来一同北上。

　　刘伯承早就有此考虑，于是积极同五、九军团将领密谋行动方案。但刘伯承认为，这件事，一定要获得朱总司令的支持，请朱德总司令挂帅才行，他是左路军中的二号人物，他的话一言九鼎，即使是红四方面军的人也不敢反对。

　　刘伯承、董振堂等人在秘密地作了一番准备后，寻找机会同朱总司令商量。

　　一天下午，刘伯承来到草地上，这里是空荡荡一大片，他让我骑马去红军总司令部通知朱德交换修改红军游击战的文稿而将朱德总司令请了出来。当然，朱总司令出门，也是带了警卫员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六七个警卫人员。

　　朱总司令一路飞奔来到了红军大学附近草地的小丘上时，刘伯承校长已等候多时了。当时，刘伯承手下没有兵，就由朱德的警卫人员来警戒，朱总司令肯定能猜测到刘伯承要“修改文稿”的意思，然而秘密的东西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的，所以他将警卫战士警戒的范围放得远一些。而刘伯承之所以把与总司令交换意见的地点选在空旷的草地上，也是为了防止监视，进行堂而皇之交换意见，才不至于引起怀疑。



　　红军大学内的学员大多数是原红四方面军的中高级将领，这些将领多数是张国焘手下的人，他们一方面学习军事，一方面监视刘伯承等人的言行。这些情况，我心里十分清楚。　　起初，刘伯承将游击战的文章送朱总司令审阅，这是有意的安排，以便即使有人发现朱德与刘伯承单独见面，告到张国焘那里去，也有个借口。

　　朱总司令很快就浏览了一遍文章，刘伯承抓住时机向朱总司令陈述自己的想法：“目前，我们的日子不好过，处处挨整受排挤，一方面军的中高级将领分别找我谈了他们的想法，准备打到北方去寻找党中央毛主席，请你来就想请你作个定夺，作个统率，具体行动我可以想办法。”

　　朱德听罢，他两腮微颤：“伯承，告诉队伍，万万不可感情行事。目前，我们一方面军仅有五军和九军，两个军加上军委纵队的人不足一万人；人家仅正规军就有10万人，还有6万后勤保卫人员。人家武器比我们强，个个都是强悍精壮，打过不少胜仗的，我们怎么斗得过人家？！本来嘛，红军是一家，你们这样做，对谁都没好处。你想一想，你们走，人家肯定不会放你走的，假如你一走肯定会引起内乱来，这样的结果只能让蒋介石高兴……他老蒋趁机坐收渔利。这样的事干不得，干不得。”朱德连连摆手。

　　“现在，无论他张国焘咋个搞，红军还是共产党的队伍，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接着朱德又说，“五军团和九军团的同志千万走不得，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伯承啊，我们越是艰难的时候越要冷静，从大局计议，我们既要团结四方面军的同志，又要设法粘住他张国焘，使在红军南下过程中尽量减少人员伤亡的损失，为革命保留火种。”

朱总司令想起了两三个月前，因五军团有几十名战士单独北上，离开部队驻地十多公里远了，被张国焘的人发现追了回来，说要全部枪毙。“要不是我那次想方设法极力相救，说不定这几十个人早就没命了。”

总司令再三劝阻不要单独北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说，“我的马丢失了，警卫人员被张国焘的秘书黄超全给我换了，安上他张国焘的亲信，说是把我的警卫人员送去学习‘换脑筋’，实际上是接受批判、审查，想从警卫口中寻找我朱德的罪证，结果一无所获。我虽然受别人的监视和控制，但我不计较这些，主动找张国焘研究工作，树立我在红军中的总司令形象与威信，他张国焘目前是不敢把我怎么样的，目前红军还需要总司令这面旗帜的。”　　刘伯承思索片刻，说：“北上与南下的行动已成鲜明的对比，张国焘说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不会拖死也会冻死、饿死，至多剩几个中央委员到达陕北。然而党中央毛主席已顺利率领一、三军团到达陕北，还打了几个大胜仗，张国焘的错误论调不攻自破。所以五军团九军团的同志纷纷要求北上。我也有这么一种想法，早日北上早打胜仗。因此我建议如果带领五、九军团单独北上不行，干脆施个计谋，将张国焘抓起来，强行北上，以拯救红军，消灭敌人，打破蒋介石的‘围剿’。”

　　朱德更为严肃地说：“任何事情都不能操之过急，做事还要看时机成不成熟。抓张国焘强行北上，这样也不行，眼下四方面军还有不少人听信张国焘的，换句话说张国焘目前在红四方面军中威信最高。我们要多做他的思想工作，善于讲究策略，把四方面军将士的思想认识统一到北上路线方面来，这才是上策。“

　　紧接着朱德又询问刘伯承，假如要拉队伍走的办法和抓张国焘的办法，刘伯承一一作了回答，并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捉拿张国焘计划的实施方案，刘伯承说这是我们五、九军团将士的一致请求，请总司令过目审查。朱总司令接过方案看后笑着说：“不愧为智谋大师，但没到迫不得已时，不得这么做。毕竟我们要对红四方面军负责，红军是党的队伍，革命的军队，不是他张某人的队伍。”然后指示刘伯承立即将方案烧掉，以免张国焘抓住把柄，遭致杀害的危险。

　　朱德担心刘伯承和五、九军团红军将士因受不了张国焘的无情打击和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感情深厚，做出过激行动，招致更大的损失，再三叮嘱刘伯承：忍得一口气，免得百日忧，等待时机，以图良策。与此同时，朱德还告诉刘伯承，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目前正在翻越雪山向甘孜阿坝方向开来，待与二、六军团会师后，再谋北上寻找党中央毛主席的计策，我们现在暂时在这里等待一个时期。

　　最后，刘伯承完全答应了总司令的建议，先忍为妙，以利团结。他当场烧毁捉拿张国焘计划方案。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事后来真的被谁反映到张国焘耳朵里去了，总司令和刘伯承被分别叫去与张国焘汇报。幸好，两位首长早就作了准备，朱总司令说：“这是刘伯承撰写的在深山林区对敌作战的文章，”他拿出文稿，“我正要找张总政委商量呢！”张国焘接过文稿翻了翻，没说什么，朱德就算过了关。而刘伯承被请进总部谈话时，也同样这么说，两人是在研究修改游击战文稿，张国焘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再后来，刘伯承让我分别去通知五、九军团干部到红大学习军事，秘密地传达了朱总司令的指示，劝他们不要盲目行动，不要单独北上找党中央毛主席，更不能绑架张国焘。劝他们千万要冷静，顺其自然等待时机北上。朱总司令还利用各种机会去五、九军团安慰将士，劝其取消单独北上行动，取消正在准备中的绑架张国焘计划的实施。

　　正是由于朱总司令从大局出发，才避免了一场红军打红军的悲剧发生，张国焘也因此避免了一次被绑架捉拿或者是被处决的危险。然而终止绑架张国焘的行为，更是为了红军的团结与最后斗倒张国焘策略的胜利。

　　朱总司令深知刘伯承刚直不阿、坚持正义，担心他的安全。因此，一再叮嘱我要千方百计保护好首长的安全。他还特别安排了几名卫兵（一方面军的战士），暗中保护刘伯承的安全。并说，如果有情况立即向他汇报。

　　1936年7月，任弼时、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即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二方面军将领对张国焘的分裂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加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代表张浩从苏联回国到达陕北，他支持毛泽东的北上路线，张国焘自知理亏，不得不撤销他的“第二中央”，被迫同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北上途中，张国焘的情绪极不稳定，朱德担心他对与他矛盾很深的刘伯承下毒手，有意将刘伯承安排到红二方面军中由贺龙保护起来，最后安全顺利地到了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