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捐款门”，最近几天成为各大媒体报道的热点。

事件源起:“根据记者调查，四川省红十字会、民政局、慈善总会的账户上，都没有查到以余秋雨或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的名义捐的款项。““新民网记者又致电四川省红十字会，宣传部刘部长表示，所有捐款都会有捐款凭证的，比如收据、荣誉证书等。面对质疑，“余秋雨委托九久读书人公司在其博客中发表声明，称20万捐款将用于都江堰三所新建学校的图书馆建设。”余秋雨的助手则表示，“当时捐赠的是《文化苦旅全书》和《秋雨文集》所得的20万版税。”但截至此刻，还未看到余秋雨先生提供的任何捐款凭证，捐款门依然处于悬疑。6月11日各媒体发出余秋雨的回应后，公众质疑之声更为猛烈，仅新浪网新闻的评论就达8992条。

值得思考的是，公众为何质疑余秋雨“捐款门”呢？

首先，捐款门体现了是公众的道德信仰和道德监督，名人不应有道德豁免权。

身为公民，余秋雨捐款与否，是他个人的自由；捐款多少，是否20万，也是他个人的自由。但是，余先生一方面通过报纸、电视台等大众媒体采访和视频，公开表明自己“一次性捐款２０万”，另一方面却在公众反复追问下，时至今日仍拿不出证实捐款的有力凭证，这就涉及到文化名人的道德诚信问题了。

诚信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道德传统，也是现代公民道德的基本法则。一个人可以超越世俗，却不能蔑视天道。在中国人心目中，诚信，就是一种近似天道的道德底线与人格基石。早在２０００年前，孔子就感叹：“人之无信，不知其可。”言必信，行必果，是中国文化的操守。如果蔑视道德、放弃操守，无论位高名重还是权倾天下，都会被大众嗤之以鼻。从这个角度看，公众对余秋雨捐款门的质疑，是公民社会基本的道德追问，也是中华传统美德的现代阐扬，表达了中国人对诚信美德的信仰与坚持。这种大众的道德监督，是和谐社会得以进步的精神力量，并非“倒余专业户”，或“文人相轻”，或“借名人炒作”、以名人“上位”之类苍白无力的理由，可以遮蔽。由于答非所问，当前的“捐款门”呈现出余秋雨越回应，公众越愤怒，舆论越沸腾的局面。

按照余秋雨先生的思维，“倒余”就是借名人上位，借名人炒作，那么，是否可以说余秋雨先生是借“5.12”全民族的抗震救灾来炒作呢？是否可以说同为文化明星的于丹教授等人，是借古代名人孔子、庄子“上位”呢？这样说显然不合适。那么，面对公众的道德监督，余秋雨先生又岂能以“倒余专业户”一言以蔽之？“倒余”所指的是私怨，大众追问的是公德，二者岂能混淆？

仅仅从２００８年５月到今日短短一年间，余秋雨先生遭到公众质疑的话题，就有“含泪门”、“故居门”、“大师门”、“侮辱门”和“假捐门”……等等。公众越来越难以忍受所谓明星学者、公众人物的道德越界了。问题在于，同样的事例并不是唯一。自去年10月短短八个月中，于丹教授先是“雇保安重兵护驾”，继而在南京“遭挑衅”，今年5月又有沸沸扬扬的于丹“伦敦发飙”……一次又一次的“道德”欺实码，一次又一次的负面新闻“飙车”，挑战着公众的承受底线。这种现象的反复出现，已经不能不使人追问：难道出名就意味着放弃道德操守？难道所谓明星、名人，就具有道德豁免权？

从捐款门的强烈公众反应可见，余秋雨既然是公众媒体推出、享受大众文化空间的名人，就要接受公众的文化监督。在现代社会的公共文化视野，名人没有道德豁免权。这已成为广大公民的共识。

其次，如同明星绯闻一样，围绕余秋雨先生等文化明星的负面新闻，也往往成为娱乐头条，与出镜率、发行量、新闻热点等商业因素连锁起来。身为公众人物，只要内心足够强大，就可以不断占据公众文化空间，在一片质疑声中频繁出镜，享受公众媒体的追踪报道，保持明星热度。于是，本应属于中国大众的文化空间，就成了个别名人任意揉捏、不断被质疑、回应；炮轰、反驳的情景剧舞台。其结果，获益的是少数明星，受伤的是中国大众，占有的是中国文化的公众空间。

第三，捐款门及其前后种种，也流露出余秋雨先生的某些滞后思维和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虚拟代言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捐款门”的核心所在。上个月遭网友广泛质疑的余秋雨博文《不准再侮辱中国人》，就流露出了这样一个逻辑：侮辱余秋雨就是侮辱中国政府就是侮辱中国人，于是，余秋雨=中国政府=全体中国人。这样一个怪诞逻辑，让人不能不吃惊。原来，余秋雨竟成了全体中国人的形象代言人。若按照逻辑推演下去，余秋雨假捐款就是中国人假捐款，余秋雨受质疑就是中国人受质疑，余秋雨不诚信就是全体中国人不诚信……这种荒唐逻辑，体现了余秋雨先生内心深处的价值错位：把自己定位在中国大众之上，自封为全体国人的代表，从而把个人置换成了全体中国人。于是，余先生就为自己制造出了一道免除道德追问的盾牌。如果你胆敢质疑余秋雨，就是冒犯了全体中国人。问题是，公民社会的现代理性，遵循人人平等的基本准则。任何人都不能代表他人，更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余秋雨的道德豁免权，从一开始就犯了逻辑错误，当然无法实现。

好在余秋雨先生还有一道护身符，那就是一旦被群众质疑，就斥其为“网络暴民”，宣称有人借名人上位，无聊炒作。于是，原本清晰的是非，就在这种似是而非的话语中被消解。其实，余秋雨先生、于丹教授死不认错的话语霸气，才是公众最难以接受的地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名人也是人，缺点失误在所难免。有了失误并不可怕，只要坦荡地向公众说明真相，深刻反思真诚道歉，自然能获得大众的宽容和谅解。如果一味巧言辩解，甚至如网友所言“忽悠”大众，那么公民的智慧和理性都不会答应。自去年以来，余秋雨先生、于丹教授屡遭质疑，甚至被指责“虚伪”、“撒泼”等，虽言辞激烈不无偏激，却也表达了大众的某种情绪。

第四，余秋雨先生等名人，既然认可自己是公众人物，就应该强化个人的道德自律，注重自身的人格完美。中央电视台著名播音员罗京，２０余年坚持道德自律和职业操守，为亿万中国观众留下了永恒美好的形象。近日，中国公众为他的英年早逝悲怆，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亲自发唁电：称罗京是“我国优秀的播音员”,“德艺双馨”,这种上下一致的人格认同，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政治文明和公民社会的道德理性。所谓“公道自在人心”，是非好恶，自有人民评说。余秋雨的遭遇尴尬和罗京的举国哀悼，证明了今日中国的公众理性。一正一反两种公众反馈，说明大多数中国人不仅不是文化“暴民”，相反是心明眼亮的道德坚守者。面对公众的道德监督，名人们是否应该低下高傲的头颅，切实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与品格？

在资讯发达的文明社会，作为公众人物，从登上大众平台的第一天起，就应该注重道德自律，时时把自己置身于公众的道德监督之下，完善个人的人格操守，平心静气地接受公众的道德质询和人格追问。如果不能忍受公众的道德监督，或者坚持自己的道德豁免权，就应该选择退出公共舞台，不再占有公共文化空间。

在成熟理性的公民社会，余秋雨等文化名人，并没有道德的豁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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